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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华侨与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6-09-29 作者:梅州政协 点击:795

 

梅州是全国著名的华侨之乡。据不完全统计,旅居海外的华侨(现称为华人或华裔)约有300万人。华侨出国历史悠久,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梅州市旅居海外的华侨,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殷切渴望祖国强盛,爱国爱乡热情历来高涨。19世纪末20年代初,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把中国弄得国家孱弱、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领导民主革命,发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此时,海外广大华侨纷纷热烈响应,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作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贡献,梅州籍华侨就在其中。

踊跃参加革命组织

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反清革命军事干部。创办之初的14位学员中,梅州籍的便有华侨李锡青、刘立群、饶齐公三位。1904年赴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的又有谢逸桥、谢良牧、饶一梅、温靖侯、何天炯、何天瀚等一批当时汕头岭东同文学堂的学生。孙中山重视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洪门会最活跃的岭东地区,试图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亲自从海外派遣谢良牧、梁呜九、郭公揖等回国协助。为了更好地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谢逸桥、温靖侯等归侨革命党人还在松口创办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以培训师资为掩护,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和军事知识的学习,教员多为东南亚归侨,如谢逸桥、谢良牧、温靖侯、林修明、梁鸣九等。为了加强联络,谢逸桥还以松口体育传习所学员为骨干,创立同盟会外围组织——松口体育会。“到后来,松口体育传习所的教职员和学生可以说全数是同盟会员”。(温翀远语)这些教职员和学生中,许多是归侨青年,

如郭典三、曾伯谔、谢鲁倩、林修明、熊越山、梁呜九、温翀远等。

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联络华兴会、光复会与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谢良牧还被选为会计长。在成立大会上和以后革命烈火如荼地在国内开展的几年时间里,梅州华侨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在侨居地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其中有印尼华侨谢良牧、谢逸桥昆仲,梁呜九,还有陈选南、梁密庵、古亮初、温生才、曾伯谔、谢英伯、朱印山、叶志远、朱质彬、谢鲁倩、张民达(上述均为梅县籍华侨)、张鉴初(丰顺籍泰国华侨)、徐统雄、陈文褒 (大埔籍华侨)、吴伟康(蕉岭籍华侨)、钟木贤、古公鲁(五华籍美国华侨)、陈文友、钟明光(兴宁籍华侨)等。

1906年,孙中山先生有计划地派遣同盟会骨干到诸属各国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被派遣者有梅县籍华侨谢逸桥、谢良牧诸人。他们来到南洋,鼓吹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并组织书报社作为广泛联络华侨志士的革命机关,介绍志同道合者加人同盟会。

那时,印尼各地的华侨中有许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组织起来的会党,因姓氏及地域的分歧而产生许多派别,如广义兴、广嘉兴、新义兴等,各会党之间彼此仇视,互相攻击,自相残杀。同盟会派员向他们灌输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主意识,劝说他们消除浓厚的封建主义情绪,放弃封建意识,参加革命组织。为了避免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干涉,他们不敢公开挂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各地的同盟会分会多假借书报社名义向当地的荷兰殖民政府注册立案,附设于学校内以掩人耳目,因此,许多书报社实质上就是当地华侨志士变相的反清革命组织。这样的书报社在印尼各地分布有五千多个,许多梅州旅居印尼的的华侨都纷纷加入当地的书报社,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达维亚(现在称雅加达)华侨书报社、万隆民议书报社和南榜书报社等。这些书报社既是同盟会宣传革命的阵地,又是发动当地华侨义捐集资、团结反清华侨志士、团结反清革命力量、支持国内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组织。如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就是由印尼富商梁映堂之子梁密庵和几位有胆识的华侨青年创办起来的。创办初期名为“寄南社",后改为华侨书报社。创办后经常利用各种机会,邀请老同盟会员谢逸桥、梁鸣九、吴伟康等人宣传孙中山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革命纲领,教育和团结广大华侨,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梁密庵亲任社长。为了把书报社办成宣传推翻清朝的革命阵地,他购买了大批进步书籍和画册,供书报社社员及参加聚会者学习,在华侨社区中扩大了同盟会的革命势力。书报社根据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组织社员先后募集了广西钦廉、河口镇南关、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战诸役的军饷,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梅县籍旅印尼华侨梁鸣九还在携5万多元荷币汇票回国时,因所乘之法国邮船被一荷兰巨轮撞沉而不幸殉难。鉴于这些书报社在当时反清革命运动中起的作用,所以当时孙中山先生前来书报社时,对梁密庵领导的荷属“巴城书报社"极为赞赏,挥笔亲书“努力前进”四字立轴,以示嘉奖。革命元勋黄兴亦书赠“是式南邦”横轴留念。

积极办报宣传发动

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初年,南洋各国广大华侨中,还没有一张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大多数华侨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对清廷的腐朽反动和民主革命根本没有什么认识。他们之中,许多人希望清朝廷能出个好皇帝。19世纪末,以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发动维新运动,促使光绪皇帝作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时,有许多华侨就存在种种美丽的幻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把政治舞台从国内搬到国外,他们通过报社等宣传阵地大量兜售“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反对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主张君主立宪。这时,如果不很好肃清康、梁改良主义思想在海外广大华侨中的影响,孙中山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难于深人侨胞之心,各项民主革命的工作也势必无法开展。启迪、提高广大侨胞的思想觉悟,踊跃参加民主革命就成为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任务。因此,东南亚各国的同盟会组织,赞同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革命者相继办起了几百种大小报刊,广泛深入宣传孙中山先生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论。印尼第一家华文报《华铎报》的主笔廖嗣兰,是1902年从梅县家乡跟随水客来到雅加达的。他任该报主笔后,极力抨击和揭露清廷的腐败和黑暗,大张旗鼓地宣传对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其发刊词即一针见血地针对康有为支持的保皇党:“今日者,吾不惧人之欺我、侮我、杀我、奴隶和牛马我,我惟惧我之自欺、自侮、自奴、自杀,则黄帝之华胄终没,而周孔之遗泽永沦。我惧而不得大声疾呼痛苦哀号日:同胞醒!同胞醒!”因而在呼唤广大华侨的民族意识,帮助广大华侨分辨政治是非,脱离康有为保皇党的改良主义影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进步舆论作用。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梅州籍的谢英伯与孙科等人在美国檀香山创办《自由新报》,后又与刘思复、潘达微在香港创办《东方报》及《时事画报》鼓吹民主革命。1910年,谢英伯还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是时,谢英伯还常往澳门,以濠园书报社为活动基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1907年,梅县籍同盟会员林百举协助谢逸桥在汕头创办了《中华新报》,作为岭东地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鼓吹新学,暗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寓于新闻报道及时评之中。该报在东南亚各国及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发行7000余份。当时,谢逸桥亲赴东南亚各国活动,一面宣传,一面游说募款。其中客籍侨领、清驻槟榔屿领事谢梦池率先大力支持,继而响应的有丘燮亭、梁映堂、廖煜光等著名侨商。他们不但出资还以股份制形式组织报社董事会,由谢逸桥出任董事长。南洋各国许多进步社团首订的就是《中华新报》,有时订得略迟一点,甚至无报可订,足见读者之多。该报有力地反击了保皇派的种种保皇谬论,争取了许多侨胞,使之赞同甚至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海外侨胞筹款在国内创办的《新中华报》,在国内发行6000多份,极大地推动了岭东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1913年,谢逸桥等老同盟会员又在汕头创办《大风日报》,大胆地揭露了袁世凯的窃国罪行。对于袁世凯的下台起了一定的舆论作用,对保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功不可没。

慷一慨无私捐输助饷

孙中山先生在国内领导发动的每一次武装起义,其所需经费几乎全是爱国侨胞捐助的。武装起义的枪支弹药、粮食军饷、装备运输,需大量的钱,还有组织会党的活动费、报刊的宣传费,以至军队、会党的差旅费,无一不需要钱,而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就完全承担了出钱的义务。“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梅州旅居海外的众多侨胞,心系祖国,对捐款助饷,咸表诚挚热心。工商业和劳动人民慷慨捐资的很多,有的捐献了全部家产,有人统计,在辛亥年,华侨捐资赞助革命达五、六百万元(当时的货币)。

1905年秋,同盟会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拟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但绌于经费,“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谢家当时是南洋巨富,据其侄谢嵩基、谢康基等说,谢家为了支援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故孙中山在1918年夏拜访在松口隐居的谢逸桥时,曾填词一曲盛赞他“挥金为革命"的义举。

1909年梅县归侨梁呜九奉命为黄兴等筹划新军起义经费,梁鸣九在书报社同志的鼎力支持下,发动客籍华侨筹得款项5万元,又因轮船被撞沉,梁鸣九牺牲而受损失。这时,广大梅州籍侨胞合力同心支持广州新军起义,他们是丘心荣、曾伯谔、邓树南、曾稚南、姚海珊等。

l9l0年冬,孙中山决定再次发动广州起义,但经费欠缺太多而无法进行。谢良牧接受筹款任务,他先与巴达维亚各书报社的梅州籍侨胞梁密庵、古亮初、梁纽若、李笃彬、曾伯谔、吴伟康、黄甲元、伍连忠、温庆武、刘芷芬等商量,并通过他们带头捐款,组织各书报社的侨胞进行募捐。生活在华侨社会最低层的华侨工人,他们“虽过着欲饮无浆,欲饭无粮”的生活,为了推翻清朝,挽救危难的祖国,他们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捐出来支持革命。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梁密庵,毅然将其父储存之巨款,私自寄回国内支援革命。梁为此又怕父亲责骂,旋即离家出走。其父知道后,派人将他找回,问明原委后,不但不加责备,而且还高兴地说:“我已寄出一笔矣!”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发一“旌义状”给梁密庵。文日:“梁密庵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初,踊跃输将,军储赖济,特给予旌义状。”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之时,苏门答腊梅县籍富商张耀轩以其本人的名义捐赠一巨款给孙中山,孙中山亲笔题赠“博爱”大字斗方一幅以示嘉奖。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姚雨平到印尼泗水开展同盟会筹款工作,梅县籍华侨邓寿南不但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在港设立公司掩护革命党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他不但带头倾其大部分资财帮助姚雨平购买枪械弹药,还发动其他侨胞捐款资助北伐军军饷。旅马来亚的华侨实业家姚德胜,1911年当孙中山派员在南洋宣传革命募集经费时,也从海外电汇巨款支持革命。尔后,孙中山授给他一枚“一等嘉禾勋章”。

不计其数的梅州籍华侨都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他们多的几千几万,少的几百几千,都尽自己的经济能力作出贡献。其中的佼佼者有:梅县籍的旅美华侨刘佛良。他由当契约华工出身,靠克勤克俭,惨淡经营起家,成为富商,当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时,刘佛良即大力支持,希望革命早日成功。他还多次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策划国内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将巨款投资上海中国银行以支持实业建国旅居南非侨胞朱印山也从财力上给予孙中山援助。旅居南非华侨当时约有3000人(大部分为梅县籍和顺德籍),但历次孙中山领导的起义捐款数都不少,究其原因,都与朱印山的宣传发动和带头捐献有关。当时,孙中山常以华侨人数为比例,列南非成绩为各国之冠,深至嘉许。旅美五华籍侨胞钟木贤,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组织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时,他与孙眉等就曾捐资助饷。此夕卜,梅州籍旅外侨胞李蓉舫、丘燮亭、潘祥初、潘君勉、曾伯谔、徐统雄、张耀轩、张榕轩昆仲等捐款都不在少数。

不惧抛头颅洒热血

梅州市广大旅外侨胞在辛亥革命中,不但捐资助饷大力支持,而且很多华侨青年主动回国参加武装起义。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其事迹可歌可泣,其英名万古流芳。

旅居马来亚霹雳州锡矿华工温生才,看到百孔千疮的祖国任人宰割,心如火焚,决心溅赤子之血回国屠瘟龙。

1911年3月,他从客籍华工中募款回国。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残酷镇压革命,故温“决心除之,但恐谋于众,或多人事泄,因独自一人,日怀从南洋携回之手枪伺之”。是年3月初10日傍晚,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之茶馆门口,“见有呵道而来者,前后夹以军队,气甚盛,竟为李准也,伺轿至,突然排护军,出手枪,攀舆帘放松一击”,“从容再发三枪,始知死者乃伪将军孚奇”。温生才被捕后坚强不屈,在审判场上慷慨陈词,痛斥清廷腐朽昏庸,侃侃而谈救国救民之道。他说:“方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皆系满人为之,此次系为四万万同胞雪愤。"临刑时,他面对人山人海的市民高喊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言讫,倒于血泊中。旅居马来亚吉隆坡霹雳华文学校教师陈敬岳,1901年秋在霹雳暗邦埠与革命党人共同组织明新学堂,孙中山派遣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统筹部决定组织800名选锋队员(即敢死队)参加辛亥广州起义。陈敬岳得悉后,即回港报名参加,成为是役的骨干。这次起义失败后,陈敬岳潜返南洋,“废寝忘餐者数日",“胸中怒火不熄”,当得知黄兴在策划暗杀时,即表示响应,“无论如何必拼其一死"。约4、5月间,他变卖衣服作返国经费,至香港时因路费不足,又驰函家中变卖产业应急。并给南洋同盟会负责人之一李孝章写下诀别书,书中表示“自愿身为燃料炊饭以饷同胞"。陈敬岳在香港加入“支那暗杀团”,他与林冠慈刺杀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而被捕,他在公堂上坚强不屈,神色自若,侃侃陈词,对刺杀李准直认不讳,最终在广东光复的前三天被粤督张鸣岐加害。印尼华侨郭典三,受孙中山先生革命学说的影响,毅然回国参加同盟会。经过松口体育会半年训练后,参加了云南河口起义,是役失败后,被捕遣送到新加坡,经孙中山请当地华侨领袖出面保释出狱,获释后潜入清军营垒策动清军起义,又英勇地参加了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逃出虎口。武汉起义胜利后,他担任汕头民军司令,在汕头光复后进攻揭阳的战斗中,不幸为清军设伏狙击,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胜利后,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夺。孙中山先生举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马来亚霹雳华工同盟会员钟明光,决心以温生才为精神,“干出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业”。面对袁世凯在广东的代理人龙济光支持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他暗自决定刺杀龙济光,准备以身殉国,并写了多封绝笔书。钟明光为此侦察等候数日,最后用炸弹投掷,惜只炸死伤卫队。钟明光被捕后,受尽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英勇就义。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修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时,专为钟明光、温生才、陈敬岳、林冠慈建立墓园,永垂纪念。

武昌举义后,东南亚广大华侨闻风而动,许多华侨青年自动返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其陆续在香港集会的有百余人,成立了一支华侨炸弹队,拟进攻广州。旋以广州清军反正,乃改为北伐华侨炸弹队,编入姚雨平总司令率领的广东北伐军队伍,公推梅县籍华侨周辉甫之子周达为队长。北伐军至南京后,周达因炸弹失慎而殉难,全队推其父周辉甫任队长,“父袭子职”,北伐军队伍中一时传为佳话。随将队改为营,合原有官兵及以后加入者达三百多人。营中官兵三分之二均为梅县籍和大埔籍,在北伐作战中,这支队伍立功甚伟。

海外华侨对祖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梅州籍的众多旅外侨胞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这种献巨资,倾家产,为祖国富强情愿肝脑涂地的牺牲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壮事迹,将永垂青史而为后人所景仰。

(作者系张自中)